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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圣叹（1608-1661）是国人所熟知的小说点评家。他所批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为民族特色的小说戏剧批评确立了最高典范，而他本人终以“哭庙案”的罪人被处决，所以生平事迹就没有资格进入官方正史。这样，广东曲江文人廖燕（1644-1705）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寓居苏州时写的一篇770字的《金圣叹先生传》（一下简称《金传》）就显得弥足珍贵，至今作为可以依凭的可靠生平资料被多方称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出自廖燕之手的传文所呈现的，是真实的金圣叹呢？还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金圣叹？ t7&tF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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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体文创自司马迁《史记》，唐宋时在韩、柳、欧、苏等古文家那里演变为一种文人著述体式，创作了诸如《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方山子传》等颇有寓言特质的“传”体文，这种文体从此具有了“寓意”特征。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总结“传”体的演进历史与特征云：“按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者，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徐师曾将太史公所创之史传文与后世作家别集中作为著述文章的“传”做了区分，指出后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传其事，寓其意。”强调著录于作家别集中的人物“传”以创作为目的时所具有的“寓意”特征。其实何止是文人创作的“传”体，古代文人借撰著之笔而寄寓情怀、表明心志是常有之义。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就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的。“其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悲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正是把他的处境的困惑及心理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投诉。这一投诉也收到了相当效果，使他的王位，安静了十余年之久。”[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举“发愤著书”诸事，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断定左丘明为失明者。清人戴名世以为这纯属司马迁臆测：“又因其名‘明’而遂谓其失明，附于孙子膑脚与己之腐刑，以致其悲愤之意，而后之人遂称左氏为‘盲左’。”[③]戴名世的辨析实际上表达了与二十世纪的新历史主义相似的态度：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著述者基于自己的身世经历的臆想。太史公刑余之人，身体废疾，“发愤著书”强烈意识支撑下的历史想象便很有可能将左丘明这样的伟大作家想象成与自己一样的废疾之人。我们同时还会联想到，太史公在记述中所特别属意的张良、韩信众多优秀人士“忍辱”特征，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忍辱著书寻找某种精神支柱。原本客观的历史，处处可见作者的影子。 hnmIILu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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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上述认识，将《金传》与《廖燕全集》中其他诗文合读时，明显感到这短短七百余字的传文中所呈现的金圣叹之为人行事，却处处显露着廖燕自己的影子。我们想从相距不远的记载中看到一位真实的金圣叹，看到的却是金圣叹和廖燕的合体。到底哪是金圣叹？哪是廖燕？已很难区分，本文将传文中廖、金合体因素分三部分加以疏证，以显明《金圣叹先生传》的“寓意”特征，同时为金圣叹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R0"B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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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生”与“绝意仕进” JTqe5|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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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传》开篇云：“先生姓金，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诸生”实在是没必要标举的一个名号，廖燕却要刻意提及，并在下文强调圣叹“鼎革后，绝意仕进”[④]，大约与廖燕生平有关。廖燕生于明亡之年，虽然没有经历“鼎革”之变，但与金一样，在别人孜孜于科举时，他却在二十多岁就弃功名不顾，这成为廖燕生平标志性特征。“诸生”即民间所说的“秀才”，年轻学子通过乡试即可赐予“诸生”名号，从此可以进入科举序列通过层层考试而获取功名了；但如果拒绝科考，就等于放弃功名，最后只能以“诸生”终老了；以诸生终老，对读书人是最不体面的一件事。读书为了功名，功名是读书的理由。但廖燕的特异处却在于读书写作却并不参加科考。他五十五岁所作《鱼梦堂集题词》云：“余弃制举业而专攻古文词，历三十载于兹，今已有五十有五。”[⑤]说明他二十五岁左右就放弃了科举制义的写作，而专攻诗古文词。关于八股文和古文词的关系，在清初有两种意见，一种以为八股文和古文词在目的和方法上截然不同；另一种以为八股文和古文词没有本质区别，可以相互促进。如戴名世（1653-1712）就以为“文章风气之衰，由于区古文、时文而二之也”[⑥]，以为人们刻意区分古文和时文恰恰是对文章风气的破坏，古文、时文不应该有价值上的高下优劣之别。而廖燕坚持认为古文和时文有不同的目的和创作机理，鄙视八股文而坚持作古文。廖燕有《作诗古文词说》，以为作八股的目的在于“售”，而“售”与“不售”，“其权在人而不能必之于己”，基于外在功利目的，这样的文章仅为一种技术性操作而无关乎作者主体人格及喜怒哀乐。他进而指出，天下之乐莫如读书，而读书之乐又莫如作文；天下古今之书尽可以读，而古今之文亦尽可以作，何必要孜孜于八股？“予因弃八股而从事于古文词”，是因为“搦管构思，无父兄师友之督责，亦无主司取舍荣辱之虑，总之惟取胸中之所得者沛然而尽抒之于文，行止自如，纵横任意，可得读书为文之真乐”。“迨文之既成，则把杯快读，自赞自评，非者去之，是者存之，至佳者精者，则浮大白以赏之，权在己而不在主司。”可尽得自主为文之乐趣。“呜呼！人寿几何，忽焉老去。与其习不能必售之时文，何如从吾之所好之为愈也，故予弃彼而取此也。至乐与不乐，则作者能自得之，非予一人之私言也。”[⑦] 他把作古文而弃时文的理据，归之于吾心之乐与不乐[⑧]，有一种来自晚明的率性特征，也正是廖燕与金圣叹共有的性格。 J -U{Sm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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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作者五十六岁时，还特意作《辞诸生说》，表明自己对科举制度的决绝姿态。他以为“诸生”仅为朝廷爵禄之称，非万世功名，“功盖天下曰功，名垂万世曰名。诸生为四民之一，其何功名之有！微独诸生，即等而上之，虽擢上第，历大官，称王侯将相，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者，不知几千万如斯也。而辄谓之功名得乎哉？”[⑨]每每读到此处，无不令人嘘唏感叹。十七世纪末，差不多与牛顿完成他伟大的物理学发现同时，中国南方的一位文人正准备放弃科举给他的“爵禄之称”，而不幸的是，他手头只有早年乡试时县令给他的“诸生”名号，这是一个太微不足道的名号，辞与不辞都不足以引起太多的注意，但他还是大张旗鼓地写了一篇文章，对外宣称自己不再是“诸生”了。1706年，就在廖燕以布衣凄然辞世的第二年，英国安妮女王册封物理学家牛顿为爵士，而中国皇室却总是把最宝贵的赏赐给予那些八股文高手。明清时代，当世界正在进行产业革命时，中国却不断地将民间能量导向空洞无聊的八股文写作。这样的写作，只需“略取朱（熹）注、程注而附会之，便可抗元夺魁，则此题之知与不知又可勿论已”[⑩]，大约正是看到了科考无关于真才实学，应付科考也不必对某些议题有独到见解，也不必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这样，朝廷之爵禄亦无关于天下之功名。正是出于对这一事实的义愤，他才绝意仕进的。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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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此，廖燕把金圣叹明亡后没有出去做官视为“绝意仕进”。而并没有交代，是因为没有机会做官呢？还是如廖燕那样不愿做官？总之，“明诸生”、“绝意仕进”所显示出的一种卓尔不群的人格气象，既属于廖燕，也属于金圣叹。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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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人倜傥”、“好饮酒”及借钱不还 'y 9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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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传》接下来描述金圣叹的性格特征：“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金圣叹为人之“倜傥高奇，俯视一切”，主要指其性格中率性放旷、不拘礼法的一面。金圣叹生于晚明的苏州，行事风度有狂禅气象。归庄《诛邪鬼》专以攻讦谩骂金圣叹为能事，说他“贪戾放僻，不知有礼义廉耻”；并诬其“奸有服之妇人”、“诱美少年为生徒，而鬻之于巨室为奴”[11]，简直是百年前明朝礼部侍郎张诚宇弹劾李卓吾的翻版。但却只字不提金圣叹的嗜酒，大约喝酒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人的罪责，反而能够显示其洒脱超俗。关于圣叹先生对酒的态度，徐增（1612-？）为其《才子必读书》所作的序颇能说明问题：“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也，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12]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杜甫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酒对文学家而言，一直是值得称道的符码，文人们既以此称赏别人，也自明心志。金圣叹《夜坐吟》云：“冬夜夜坐坐转寒，四更犹浅三更残。酒停酌，琴罢弹。”[13]以琴酒入诗，清寂中颇显洒脱。廖燕也嗜酒，以“酒人”自诩，称自己“只识杯中物耳”[14]。把酒看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他说：“杯中一物，便是富有四海，傥再多求，是天子思玉皇，毋乃过贪。”[15]《醉榻解跋》亦云：“予时过其处，与牧霞三人辄浮白共卧，醉榻之名不虚矣。然予犹未尽予量，予将以四海为酒，大地为榻，醉则酣寝其上，鼾呼之声达帝座，以问藕男然乎否也。”[16]借酒抒发阔大之襟怀，有刘伶《酒德颂》的气势。《荷亭文集序》即依据刘伶和李白事迹专门论及文章与酒的关系，以为“酒实为文章之先驱”，“然文章成，只见文章而不见酒之功，酒有功于文章而文章实无负于酒，遂觉诗酒文章中别开一天地”[17]。文人与酒实有千古不解之缘，文章尚旷达，酒兴实可开启文思。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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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酒兴开文思，廖燕尤以把酒品文为乐。他经常对好文章“浮大白以赏”[18]，“或对酒阅次，笔墨不便，即将箸蘸酒圈批，酒痕直透纸背，或有湿烂者，盖一时兴会所至”[19]。廖燕传世的三种传奇中，最得意的是《醉画图》。该传奇以自己为主人公，形象展示了把酒赏文，与古人同醉的动人场景。“酒”在这里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符号，表明酒和文章在他的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正因为“酒”是廖燕文人生活中经常存在和不断呈现的词眼和意象，会信笔拈来。当廖燕说金圣叹“好饮酒”时，他实际上已经将这位前辈引为同道知音了。 wtymto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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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燕在《金传》中还提到了圣叹与王斫山之间的一件事： ca Z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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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与王斫山交最善，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养）子母，母后仍归我，予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斫山一笑置之。 z}<^ &8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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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燕举这件事要印证金圣叹和王斫山共有的“倜傥高奇”，不拘小节，从这件事见出的是一种正面的人格特征。而归庄《诛邪鬼》却对此事别有渲染，使之成为金圣叹诸多邪淫行为之一：“有富人素与交好，乙酉之乱，以三千金托之，相与密谋藏之，其人既去，则尽发而用之，事定来索，佯为疑怪，略无惭色。”[20]归庄和廖燕都写到此事，表明斫山和圣叹之间的馈赠关系确实存在。而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写法，会产生不同的褒贬效果：归庄为了渲染金圣叹之淫邪，他故意略去“富人”情性与名姓，只说他们之间是一般朋友，那么这件事就成了对别人钱财的蓄意侵吞。而廖燕特意指出，这个给予三千金馈赠的朋友就是早年挚友王斫山，并强调“斫山固侠者流”，是可以与朋友分享钱财的豪侠之士。斫山在金批《西厢》的评语中被多次提及，著名的三十三“不亦乐乎”事，就是斫山与圣叹早年在雨夜寂寥中说笑逗趣的纪录[21]。因为斫山“侠者”身份，则三千金的馈赠、被挥霍、圣叹所发表高论，还有斫山的“一笑置之”，均成为人物豪爽性情之写照。在《金传》中，廖燕似乎要以此事表明金为人之放旷和不拘常情[2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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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情”和“过情”之间，廖燕尤其推崇人的“过情”之行，以为这正是“名士风范”：“名士者，恒多为过情之行者也。使复以常情测之，其不为古人所欺者鲜矣，又何贵而论世也！”[23]他在议论中极力表彰晋代名士王戎以及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情”行为。那么金圣叹与王斫山都是被作为“过情”之名士而加以表彰的，而“过情”也是廖燕自己的人格特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廖燕作为布衣贫困之士，在他的一生中曾屡屡接受友人的救助和馈赠，每次都是乐于领受，并感激涕零。如周象九资助廖燕刊刻诗文，又在他远游苏州之际接济家用，他致信友人，说他帮助自己完成了平生最大心愿，又说：“舍下屡承周急，阖室戴德……”[24]有一次还致信儿子，询问友人提供的十石仓米有没有到家[25]。下面是一封写给友人范雪村的信：“昨得小儿殇信，抱痛不可言，兼家中早租无收，一家绝望，尤为狼狈。坎坷之人所遇吉事，皆变为凶，况灾眚并集耶？燕以贫故，屡累知交，今复遇此，不得不再以八口仰累，月余燕即归矣。惟仁兄云天高谊，必不肯作越人肥瘠视也。方寸已乱，不知所为。千里垦急，泪随墨堕，幸垂哀察。”[26] 16PPY_|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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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请友人借贷与帮助，在古人为常事，而在今人研究中常有意回避。所以当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特意指出李卓吾求人前来探望他时“舟中多带柴米”，读者莫不感到突兀。实际上历史人物之遭遇困窘并表现出的凡俗无奈的一面，属于历史真实，陶渊明、杜甫莫不如此[27]。廖燕特意写金圣叹受人馈赠，坦然受之，是否意在为自己的生平颇感愧疚无奈的事情寻找先例，庶几可使内心获得些许安宁？ !f1'W`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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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学与评书 QJ/<^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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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传》就金圣叹文化功业特意提到讲学和评书，后者尤其给金圣叹带来不朽声誉。先说讲学。《金传》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金圣叹“讲经”一事相对于他的“评点”工作并不重要，所以在以往资料中没有记载。归庄所谓“诱美少年为生徒”也只能与招徒讲经相关，那么金圣叹在有了名气之后“招徒讲经”大概也确有其事。对于市井间“讲学”活动，廖燕有自己看法。《自题四子书私谈》云： eHj{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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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说《四子书》而称自谈者何？盖将避讲学之名也。讲学必讲圣贤之所以然。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唾余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燕则何敢。呜呼！自孔子殁至于今，学之不讲盖已二千二百四十余年矣。今欲揭日月于中天，使圣人之学复明于世，舍孔子其谁与归？然燕以为遵孔子，而世则以为背程朱，燕将奈之何哉？故讳其名曰“私谈”，或以为闲谈而置之耶？（《全集》第102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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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书》即《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必读书，八股文的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来。那么市井间讲学大概皆以朱子《四书集注》为主要内容，这些主要为程朱学说。廖燕以为程朱之学非孔子之学，亦非学术之正统。持此论者晚明以来大有人在，非廖燕独创。归庄《叙过》一文记述浙江一位以讲学自任的潘用微，曾著《著道录》，以为“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而自己所讲之学“乃孔、孟正脉”。归庄服膺其学术，拜为老师，但不久就发现其“徒呈笔端，全无实学；平日言动，多违于礼”，属于“大言欺人”的“狂妄”之徒[28]。可见在明清易代之际，围绕着国家科举指定书目的传授问题出现了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墨守程朱还是回到孔子？像归庄一类的学人都进退两难，陷入很深的矛盾之中。廖燕显然属于反思批判一派，从《全集》卷二的众多论辩文可见，他对朱注《论语》、《大学》均有所辨析，虽然篇幅短小不成体系，但具体观点上还是很有说服力，“甚矣，晦庵之陋也”[29]，每一种论辩都指向程朱之学。他的态度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实则延续了阳明心学的态度。那么不难理解，《金传》中金圣叹对讲学“起而排之”正是廖燕的态度。而廖燕反对讲学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讲学，他只反对讲程朱之学，而主张讲孔子之学。可以想见，金圣叹于贯华堂“招徒讲经”所讲之经，已非科举学术。所显示的名称为《圣自觉三昧》，“圣”只有孔子当之，那么所讲内容，就无非是对于孔子学术的自我领会。《圣自觉三昧》不见载于今人整理出版的《金圣叹文集》；《文集》中甚至找不到有关孔子和《论语》的专文，那么是不是廖燕杜撰了这个题目也未可知。《金传》说圣叹对流俗讲学者“起而排之”，而主讲圣人之学，似乎又在刻意塑造自己的同道者。 aY2lO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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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评书。《金传》结尾有相当于“赞语”的“曲江廖燕曰”一段，主要评述了金圣叹点评才子书的功绩，可谓抓住了金圣叹生平之重点： J M3BR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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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虽惟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余，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之力也，又乌可少乎哉！ x,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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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燕一生最服膺先生评书成就：“每读所评诸书，辄使人不敢轻言读书二字。”[30]廖燕有《评文说》专论文章评点，认为对文章的选评从孔子删述六经时即以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廖燕特别注意到文章评选工作的创造性特征：“非徒取他人之文而选刻之也，盖将以见吾手眼于天下也。以吾之手眼，定他人之文章，而妍媸立见，非评不为功。故文章之妙，作者不能言而吾代言之，使此文更开生面，他日人读此文咸叹其妙，而不知评者之功之至此也。”[31]从《儒林外史》的有关描述看见，明清时代批书刻书多为商业活动，其独有的文化创造价值往往会被商业目的所淹没，归庄即把金圣叹的小说戏剧评点看作诲盗诲淫。正是基于对金圣叹的崇敬，使廖燕最先对金圣叹文章点评功绩作了真挚总结。他以为评点者创造性点评可以使文章别开生面，焕发全新的意义，使读者对文章神理有深切领会；对于后学者而言，则通过卓越的批点悉数领会笔墨之法，“金针尽度”，便不难巧绘鸳鸯，创作出天下之妙文。 I>Ft_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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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lh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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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应如何评价这篇夹杂着廖燕成分的《金圣叹先生传》呢？我们以为，虽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廖燕的个人因素，但传文中所提供的金圣叹的形象气质，与他在文学评点中所显示精神高度一致。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廖、金二人共有的“晚明”精神气质。“晚明”不仅标示一个时代，它还是“五四”时期林语堂、周作人等对李贽为代表的具有反传统特征的思想倾向的概括。从廖燕生平和思想看，他气质中的“晚明”特征十分明显。而金圣叹《水浒》评点中对“及时雨”宋江之“权诈”特征的揭示，实出于“晚明”的特有视界。没有李贽所谓《六经》、《语》《孟》“假人之渊薮”（《童心说》）的思想，恐怕宋江至今还是“忠义”之典范，而不可能被怀疑为“权诈”之人。以“晚明”思想为底色，金圣叹为人行事中那种狂放不羁、卓尔不群的特征无疑是真实的。二是廖对金一生核心功业的深刻理解与崇敬，使《金传》因此很恰当地以“评书”为全文主体。开头总说金圣叹“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明亡后的行事介绍主要以“六才子书”为主。对于金圣叹无意遭遇惨祸廖燕也解释为“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因为早有人在梦中告诫过金圣叹：“诸事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传文还提到金圣叹以后最有成就的四位评书家。而最后一段的“赞语”又是纯从“评书”方面说的。这样，《金传》三分之二的文字都与“评书”有关；“评书”之于金圣叹，犹如《春秋》之于孔子，“知我罪我”都在于此。总之《金传》抓住了金圣叹的生平重点，廖燕确实堪称金圣叹先生的知己[32]。 hv:\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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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与金圣叹精神气质高度一致、思想境界高度相通，又与金相距仅三十余年，廖燕无疑是金圣叹最佳的立传者，即使寓含了廖燕自己的个人因素，那也不会让金圣叹偏离本真状态，反而成为他气质和事业的杰出解读。就廖燕一边说，五十三岁前往吴县探访金圣叹遗迹时已饱经人生忧患，此时一边为他所崇敬的金圣叹立传，一边也是在为自己半生潦倒的人生寻找一个前代傍依；一方面是表彰前贤，一方面也为自己营造精神家园。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篇别致而精彩的《金圣叹先生传》。 6Uk{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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